▍摘要
房貸申請人沒有傳統薪資扣繳憑單,並不等於沒有收入,也不等於銀行可以忽略實際還款能力;但反過來說,申請人能提出穩定金流,也不代表法律因此賦予其取得房貸的請求權。
中華企業策略永續發展學會 創會理事長 莊鈞翔 博士認為,這個議題需要檢討的核心,在於銀行的授信制度能否以一致、可說明、可覆核的方法辨認不同收入型態背後的實際信用風險,而不應先把每一次拒貸直接定性為違憲或歧視。現行銀行法與金融監理資料持續把償債能力、實際所得、資金用途、還款來源、徵信與擔保放在授信判斷核心,金管會的公平待客原則也要求金融服務業把公平對待客戶納入公司治理與企業文化;從這些規範無法推出「銀行只能看扣繳憑單」,同樣也無法推出「只要有其他金流證明銀行就必須核貸」。行政法的檢視價值,在於追問公權力監理、政策形成、金融消費者保護與銀行內部風險規則之間是否保持正當程序與比例,而不是把所有授信准駁直接改寫成行政處分。
莊鈞翔 博士在本篇提出的治理判讀,是把授信流程拆成「資料准入、風險評估、理由一致性、人工覆核與申訴修正」五個節點,讓接案工作者、個體營業者、自由工作者、租賃收入者與其他非固定薪資族群,有機會用可驗證資料讓銀行看見其收入穩定性,同時保留銀行對真實性、持續性、負債、擔保與景氣風險進行審查的空間。這種制度的目的,在於把審查標準從「有沒有某一張表」提升到「能不能證明還款能力」,並讓相同風險條件下的申請案件有相近的證據要求與決策邏輯,而非降低授信標準。
對銀行而言,真正需要治理的是錯放與錯拒兩種風險;對申請人而言,真正需要準備的則不是一場關於身分標籤的爭辯,而是一套能讓收入、負債、資產、現金流與信用紀錄彼此支持的證據。
▍扣繳憑單是所得證據之一,不是法律上的唯一信用證件
扣繳憑單具有高度標準化、容易核對與可連結稅務資料等優點,因此銀行在審查受僱者收入時使用它具有實務合理性,但「好用」與「法律要求只能用它」是兩件不同的事。從現行銀行法、金管會不動產授信監理資料與銀行公會會員授信準則可以看到,授信評估核心反覆指向借款人、資金用途、還款來源、債權保障與授信展望,消費者貸款的還款財源也不只限於薪資,而包括利息、租賃、投資或其他所得扣除生活支出後所餘資金。本篇提醒,若制度把一項證明工具提升成唯一真相,最終可能同時錯估沒有典型薪資文件的人,也可能高估形式文件完整但實際負債與現金流已惡化的人。
銀行法第14條對中長期分期償還放款的定義,直接使用「依據借款人償債能力」的文字,顯示長期授信法律結構本來就不是只看一張所得文件。銀行公會會員授信準則也要求會員依借款戶、資金用途、償還來源、債權保障與授信展望等面向辦理授信,並把消費者貸款的薪資、利息、租賃、投資或其他所得都放進還款財源觀察。這些規範與自律標準並沒有建立「沒有扣繳憑單就不得申貸」的普遍法律規則,個別銀行仍可依風險政策要求不同證明,但證明工具與它要證明的償債能力不能被混為一談。
金管會過去就消費金融業務曾重申,金融機構應綜合考量聯徵資訊、穩定經濟來源與充分還款能力,且不宜把聯徵中心某一項資訊作為准駁唯一依據,雖然該函釋的具體背景不能直接取代今日每一件房貸的審查規範,仍可看見監理思維要求完整徵授信而非單點判斷。對房貸而言,主管機關近年針對不動產授信也持續要求銀行落實確認客戶身分與授信審查,綜合考量信用狀況、資金用途、還款來源、債權確保與授信展望。把這些規範放在一起,較精確的結論是銀行必須有風險評估,不是法律替所有申請人指定同一份收入文件。
▍授信要回答的是未來能不能還,不是過去有沒有一種身分
房貸的本質,是金融機構把資金提供給借款人,預期未來多年按照契約收回本金與利息,因此判斷必然要處理收入持續性、現有負債、擔保價值與利率變動後的承受能力,而不是對過去所得文件給予獎勵。扣繳憑單可以協助證明一定期間的所得事實,卻不會單獨回答未來就業是否中斷、其他債務是否上升、家庭支出是否改變,也不代表所有無扣繳憑單者風險都比較高。授信制度要辨認的是可持續還款能力,受僱身分本身只能是背景資料,不能直接取代信用判斷。
對非固定薪資族群而言,真正的挑戰常在收入波動而非完全沒有收入,例如自由工作者可能全年所得高但月份差異大,個體營業者可能營收穩定卻需要扣除成本,租賃收入者可能受到空租與修繕影響。銀行如果採用替代收入證明,就需要把波動、持續期間、集中度、可驗證性與必要成本轉換成保守的可認列收入,而不能把帳戶所有入帳總額直接視為所得。這種折減若有一致規則,對申請人可能比單一文件門檻更嚴謹,卻也更接近信用風險本身。
申請人也應理解,提出十二個月或二十四個月穩定金流,不代表銀行必須完全按平均入帳認列,因為金融機構還要判斷收入來源是否可持續、是否來自關係人、是否與報稅或契約資料一致,以及借款後整體負債與生活支出是否仍可承受。多元審查的目的,在於讓不同收入型態都有一條可以被合理評估的道路,同時保留各類收入在持續性與波動風險上的差異。當風險較高時,銀行仍可能依內部政策調整成數、利率、期限或其他條件,甚至決定不承作,關鍵在於結果應能回到風險資料而不是單純身分標籤。
▍行政法檢視的第一步,是先辨認誰在行使公權力
「公股銀行」是股權結構與政策角色的描述,不能只因政府持股就推論銀行與每一名房貸申請人之間的契約磋商都是行政處分。銀行辦理授信仍涉及私法契約、金融監理、公司治理與風險承擔等不同層次,具體行為是否具有公權力性質,要依法律授權、行為內容與制度功能判斷。若連法律關係都沒有先定性,就直接用行政程序法的比例原則或行政訴訟救濟替所有拒貸案件下結論,會使公法價值與私法關係互相錯置。
行政法真正可以提供的檢視,是監理機關制定政策、行政指導、檢查標準或其他公權力措施時,是否具有法律依據、目的正當性、手段關聯性與必要程序,以及國家是否透過金融政策形成不合理的分類效果。若爭議只存在於銀行依自身風險模型決定不與某位申請人締結房貸契約,則仍須先處理金融消費者保護、契約與銀行內部規範,而不能自動進入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制度批判要站得住腳,第一步是把公權力與私人授信權限畫在正確位置,再判斷哪些問題可以進入行政法審查,哪些仍屬契約與金融消費關係。
憲法上的平等權與財產權仍然可以成為政策設計的價值背景,尤其國家推動普惠金融、監督公股金融機構或制定金融消費者保護制度時,都不能忽視不同收入型態在制度中的實際處境。可是「憲法價值值得檢討」與「某一個拒貸決定已直接違憲」之間存在重要法律距離,仍要看行為主體、規範依據、差別待遇、正當理由與救濟路徑。行政法的精準,在於知道何時可以把不公平感受與價值判斷轉成可受司法審查的公權力問題,也知道何時應停留在契約、監理或公司治理層次處理。
▍公平待客要求治理品質,不等於保證每一個人核貸
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規定,金融服務業與金融消費者訂立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的契約,應本公平合理、平等互惠及誠信原則,金融服務業提供服務亦負有相應注意義務;金管會「金融服務業公平待客原則」則把公平對待客戶提升到公司治理與企業文化層次。這些規範對銀行建立客戶政策、流程、資訊揭露、服務與申訴制度具有重要意義,但不能直接翻譯成「條件相近就必須核准相同貸款」,因為授信本來就需要個案衡量風險。中華企業策略永續發展學會 創會理事長 莊鈞翔 博士認為,公平的核心不是結果一律相同,而是差異結果有與風險相關、可以被檢查的理由。
如果兩名申請人的所得形式不同,銀行可以要求不同補充資料,因為驗證方式與波動風險可能確實不同;問題在於這些差異要求是否有清楚的風險目的、是否一致適用、是否存在合理替代證明,以及前線人員是否可以說明缺少哪些資料。若制度只寫「無扣繳憑單不受理」,卻沒有評估其他正式報稅、營業與長期金流資料是否能證明相同風險命題,就可能形成過度粗糙的客戶分類。治理上的改善方向,是把每一道門檻與它要防止的風險重新連結,並保留合理的替代證明與覆核機制。
公平待客原則要求金融服務業建立政策與策略,並由董事會或相應治理層級重視,再透過內部遵循、風險管理、稽核與客訴資料檢查執行情形,這使「拒貸模式」可以被視為治理資料而不只是單一客戶抱怨。銀行若發現某類職業或收入型態大量在資料受理階段被排除,可以回頭檢查是該群體風險確實較高、證據品質不足,還是流程根本沒有設計替代驗證路徑。只有把核准、拒絕、補件、逾期、損失與申訴一起觀察,制度才能區分必要風控與沒有充分風險理由的排除。
▍多元收入證明必須被轉換成可比較的風險資料
要讓替代收入證明真正進入授信,而不是停留在「銀行應該更有同理心」的倡議,第一步是把文件變成可驗證的資料,例如近年綜合所得稅資料、營業收入資料、經常性銀行入帳、長期合約、平台收入報表、租賃契約與實際租金入帳,可以各自證明不同類型的經濟活動。銀行不必把所有資料視為同等可靠,而可以設定最低觀察期間、交叉驗證方式、波動折減、單一客戶集中度與異常入帳排除規則,並依實際授信結果定期檢查這些規則是否有效。這樣的制度才有可能讓前線人員對不同案件作出相對一致判斷,也使申請人知道自己究竟缺少什麼。
第二步是把「總收入」與「可還款現金流」分開,個體營業者的營收要扣除必要成本與稅負,自由工作者要考慮工作空窗與收入集中,出租人要考慮空租、修繕與既有房貸,投資收入則要注意價格波動與持續性。若銀行只因沒有薪資憑單就把這些資料全部排除,可能失去風險辨識;若銀行反過來把每一筆帳戶入帳都算作穩定所得,同樣可能形成錯放。制度的價值在於把不同收入翻成共同可比較的償債能力,而不是以最寬鬆或最嚴格方式討好任何一方。
第三步是保留壓力情境,例如利率上升、主要客戶流失、空租期間延長或營業收入下降時,借款人是否仍能支付房貸與基本生活支出。這種評估不只適用非典型工作者,固定薪資者也可能面臨裁員、轉職與家庭支出變動,因此公平的風險模型應把不同群體都放回可觀察的風險變數。莊博士認為,當銀行能用「證據品質、收入持續、負債壓力與擔保安全」的共同語言比較案件,所得形式才不會變成不必要的身分標籤。
▍資料准入本身,就是普惠金融最早的一道門
很多金融排斥不一定發生在正式拒貸決定,也可能發生在更前面的「不收件」,例如申請人尚未進入徵信,前線人員就因職業名稱、收入來源或缺少習慣文件而直接告知不必申請。若這類情況沒有被系統記錄,總行只會看見正式申請案件的核准率,卻看不見多少人其實在入口就被排除。普惠金融若要被治理,除了核准與拒絕,還應知道誰沒有進入審查以及原因是什麼。
銀行可以把不受理原因與補件原因分開記錄,例如屬產品明確限制、資料尚未完整、收入無法驗證、信用條件不符或其他風險原因,避免第一線只用「公司規定」結束溝通。這些代碼的用途,是讓內部可以檢查哪些案件可以透過補件進入正式評估、哪些才屬產品政策明確不承作,同時不必向外公開全部授信模型。當資料入口可被觀察,管理層才能知道制度是否真的允許多元所得被閱讀,而不是只有政策文件寫著接受。
▍替代資料越多,個人資料治理越不能退讓
若銀行為了改善多元收入評估而引入更多帳戶交易、電商收入、平台紀錄、營業資料或其他替代資料,新的公平機會同時會帶來個人資料風險,不能用「這是為了提高核貸率」作為無限蒐集理由。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9條要求非公務機關蒐集或處理個人資料須有特定目的並符合相應法定事由,第20條原則上要求在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銀行在設計新型信用評估時,應先定義資料目的、必要性、保存、存取與安全,而不是把所有能取得的行為資料都交給模型再看有沒有預測力。
資料量越大也不代表模型越公平,某些變數可能只是收入型態、職業或生活方式的替代指標,若銀行無法說明它與違約風險的合理關聯,就可能製造新的不透明排除。對自動化模型至少應保留資料來源、版本、核心判斷因素、例外處理與人工覆核能力,讓模型出現異常拒絕時可以被調查。莊鈞翔 博士在這裡的治理立場,是科技可以提高辨識能力,但不能讓「模型算出來的」成為免除說明與責任的終點。
申請人端也不宜為了證明收入就無限制提供全部私人交易紀錄,因為信用審查的資料需求應與目的相稱,銀行可以要求足夠證明還款能力的資料,卻仍應把不必要資訊降到最低。實務上可以透過指定期間、特定帳戶、正式稅務資料與收入來源證明降低過度揭露,並對敏感或無關資訊建立適當權限管理。多元授信如果最後變成「沒有扣繳憑單的人必須交出更多生活隱私」,就只是把文件排除轉換成資料排除,沒有真正改善制度品質。
▍拒貸理由不必公開模型機密,但應足以支持內部覆核
銀行的信用模型、風險權重與授信策略涉及營業與風控機密,不可能要求每一次拒貸都向客戶揭露完整演算法,但這不代表組織內部可以只有「系統不通過」四個字。至少在內部應能辨識案件未通過的是收入穩定、負債過高、信用紀錄、擔保價值、資金用途、資料不足或其他具體風險因素,並能追溯使用的是哪一版本政策。
對外說明可以採較高層次而不揭露風控門檻,例如告知申請人哪些資料不足、哪些類型證明可以補充、是否存在重新申請或人工覆核路徑,讓客戶知道下一步而不是只能換一家銀行碰運氣。這種說明不等於銀行承諾核貸,也不要求公開會被規避的精確信用門檻,而是把「拒絕服務」從完全沒有可學習資訊的黑箱,轉成可以改善資料品質的流程。對公平待客而言,可理解的流程本身就是降低爭議的重要治理工具。
銀行還可以定期抽樣檢查「模型拒絕但人工核准」與「模型核准但後續高風險」案件,確認既有資料權重是否持續有效,並對非固定薪資族群的實際逾期表現與補件成本進行回顧。若某種替代證明經長期資料顯示具有穩定預測力,制度就有理由提高其可接受程度;若某類資料看似完整卻與實際風險關聯低,也應降低依賴;治理需要用可持續檢驗的實際結果修正規則,不能只靠先驗宣示決定哪一種證明最公平。
▍董事會、法遵、風控與業務端必須看同一個問題
房貸審查通常由業務與授信體系執行,但「哪些客戶可以進入審查、哪些資料可以被認列、哪些案件可以人工覆核」其實是組織治理問題,不能完全留給第一線承辦人憑經驗決定。金管會公平待客原則要求金融服務業訂定政策與策略並納入董事會層級重視,這使董事會與高階管理者有理由檢查制度是否在風險可控前提下公平服務不同客群。法遵部門則應確認對外說明、契約、個資與申訴機制,風控單位負責驗證模型與授信品質,內部稽核再檢查制度是否真正落地。
如果銀行宣稱接受多元財力證明,實際上各分行卻因作業負擔而只收扣繳憑單,政策與執行之間就出現治理落差;如果前線為了業績大量接受難以驗證的替代資料,則又可能形成另一種授信風險。管理層需要同時看核准、拒絕、補件、處理時間、逾期、損失與申訴,而不是只選一個能支持既定立場的指標。制度的成熟在於能承認效率、公平與風險彼此牽制,再用資料找出可承受的平衡,而不是把任何一個價值寫成絕對優先。
對金融機構而言,這也涉及產品設計,某些非固定收入客群如果需要更多人工驗證,銀行可以評估是否建立專門申請流程、標準化文件與受訓人員,而不是讓一般薪資型房貸流程硬套所有案件。差異化流程如果以風險與作業需求為基礎,不必然是不公平,反而可能比「所有人都交同一張文件」更能達到實質可評估。關鍵在於差異化不是把某類人送進永遠不核准的通道,而是提供一條有明確資料、決策與覆核規則的審查路徑。
▍作業效率可以合理考量,但不能遮蔽真正需要辨識的風險
銀行每天處理大量授信案件,標準化文件與自動化流程具有降低成本、縮短時間與控制作業風險的功能,因此要求制度對每個申請人進行完全客製化的人工作業並不現實。真正應檢查的是,標準化流程所選的代理變數是否仍能有效辨識要管理的風險,若扣繳憑單長期被用來代表收入穩定,銀行就應定期檢查在新的就業結構中這個代理變數是否仍有足夠解釋力。效率是一項合理的營運考量,但當流程因效率而大量失去對真實償債能力的辨識,原本節省的前端成本可能轉化為客戶流失、申訴、錯放或錯拒的後端成本。
因此,多元審查不必從「每件都人工特批」開始,可以先建立少數標準化替代路徑,例如固定薪資、個體營業、專業接案、租賃收入與多重收入來源,各自設計最低文件、觀察期間與交叉驗證方式,再以共同的負債與還款能力框架比較。只有超出標準路徑、資料矛盾或風險接近臨界值的案件,才進入第二層人工覆核,這樣可以同時控制成本與保留個案判斷。制度是否成熟,不看它有多少例外,而看它能否把常見差異轉成可重複執行的規則,把真正例外留給具權限的人判斷。
前線人員的訓練也必須跟上制度,因為即使總行已經允許替代財力證明,分行承辦人如果不知道如何閱讀報稅資料、營業金流或租賃收入,就會自然退回最熟悉的薪資文件。銀行可以用案例庫說明哪些資料足以進件、哪些需要補充、哪些異常要升級風控或法遵,並要求拒絕受理與正式拒貸使用不同原因分類。只有把政策轉成第一線看得懂、做得到的判斷工具,公平待客才不會停在董事會簡報裡。
▍錯誤資料與模型判斷必須有更正入口
信用評估依賴大量資料,而資料本身可能過期、誤植、重複或缺乏脈絡,若申請人發現所得、負債、信用紀錄或其他重要資訊有錯,制度應能指出更正與補件的途徑,再依修正資料重新評估。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也保障當事人對個人資料一定的查詢、補充或更正等權利,這使資料品質不只是模型技術問題,也是金融服務流程需要處理的權利事項。銀行不能承諾更正資料後一定核貸,但應避免明知關鍵資料錯誤仍讓舊版本持續主導決策。
模型本身也需要版本管理,因為經濟環境、利率、就業型態與客戶行為會變化,一套過去有效的收入認列規則可能逐漸失去預測力。每次重大調整應記錄生效日期、主要資料與驗證結果,並保留必要的舊版對照,讓內部稽核可以知道某件案件當時是依哪一套規則判斷。當逾期或申訴資料顯示某個模型區段長期偏差,組織就應允許重新校準,而不是為了維持政策穩定而忽略新的證據。
對申請人而言,更正入口也能把情緒衝突轉成證據問題,例如不是爭辯「銀行看不起自由工作者」,而是具體指出某筆收入未被計入、某項負債已清償、某份稅務資料可以補充,請求依現行程序重新審查。銀行若最後仍然拒絕,至少可以確認是風險判斷而不是資料錯誤,申請人也能據此決定補強財務、降低貸款金額、增加自備款或尋找其他產品。可更正的制度不保證每個人得到想要的答案,卻能提高答案建立在正確資料上的機率。
▍行政監理應檢查制度,不宜替銀行逐件核貸
主管機關的角色是維護金融穩定、金融消費者權益與法規遵循,監理可以檢查銀行有沒有落實徵授信、內部控制、公平待客與個資規範,但不代表行政機關應替銀行對每一名申請人決定貸款金額與風險價格。若監理過度介入個案商業判斷,反而可能使責任模糊,銀行只剩執行政策而沒有對風險結果負責。行政法在這裡需要的節制,是要求制度合法、透明到合理程度、可監督與可更正,而不是把授信專業全面行政化。
另一方面,主管機關也不能只接受銀行以「風險政策」四個字作為所有差異待遇的答案,因為風險政策仍應有資料、內控與治理基礎。監理檢查可以關注某類客戶是否在沒有充分風險理由的情況下被系統性排除、替代資料政策是否實際執行、客訴與申訴是否出現重複模式,以及董事會是否真正知道相關風險。這種監理不要求銀行核准特定案件,卻要求銀行能證明自己的制度不是任意決定。
對公股銀行而言,政策使命與商業風控之間更需要清楚界面,政府可以透過依法形成的政策、專案貸款或信用保證機制實現特定公共目標,但不宜用模糊政治期待取代正式規則。若政策希望提升非典型工作者的金融可近性,較成熟的做法是改善可接受資料、風險分攤與制度誘因,而不是要求承辦人個別放寬。
▍申請人也需要把自己從故事轉成證據
非典型收入申請人面對銀行時,最有效的準備,是把收入來源整理成銀行能核對的時間序列,例如近年所得稅資料、主要合約、固定客戶、銀行入帳、營業成本、現有負債、資產與緊急預備金,而非停留在「我每個月其實賺很多」的口頭主張。資料應能互相勾稽,若報稅所得與帳戶入帳存在重大差異,要能提出合理說明,而不是期待承辦人替申請人重建整個商業模式。信用交易的信任來自可驗證性,文件越能說明收入如何形成、是否持續與扣除成本後剩多少,越有利於實質審查。
第二個準備是誠實呈現波動,不要為了提高核貸機率把偶發大額收入包裝成每月固定現金流,也不要借用親友資金短期美化帳戶,因為金融機構本來就需要檢查實際所得、資金用途與還款來源。刻意製造與實際情況不符的外觀,不只可能導致拒貸,若涉及偽造或不實資料還可能產生其他法律風險。可持續的核貸,關鍵在於讓銀行理解這種收入型態如何形成穩定還款能力,沒有必要把所有資料修飾成受僱者的樣子。
第三個準備是比較不同銀行產品與政策,因為各金融機構的風險胃納、內部模型、客群策略與可接受文件不必完全一致,一家銀行不承作不等於所有銀行均違法,也不等於申請人不存在其他融資選擇。比較時應把總費用、利率、成數、期限、提前清償、擔保與附加條件一起看,而不是只比較「哪一家比較容易過」。成熟的借款決策同樣需要風險治理,因為能借到最多錢與借到一筆長期可承擔的房貸,從來不是同一個問題。
▍銀行也要區分不適合這個產品與不值得被服務
有些申請人的整體信用狀況未必不可接受,問題可能出在其收入結構與某一款高度標準化房貸產品的審查模型不相容;銀行若能辨識這個差異,就可以把產品拒絕與客戶拒絕分開。可能的處理包括改用不同成數、期限、還款設計或需要更多人工審查的方案,但是否提供仍取決於各銀行產品政策與風險承擔能力。這種分層有助於避免前線把「本產品不承作」說成「你這種工作銀行都不會借」,也讓機構可以更準確觀察哪些需求尚未被既有產品覆蓋。
產品治理還應檢查廣告與實際受理條件是否一致,若銀行對外宣稱接受自由工作者、多元收入或數位工作者申貸,內部卻沒有相應文件清單與審查路徑,容易形成期待落差與申訴。相反地,若產品明確限定特定客群或收入條件,也應以清楚方式揭露基本申請條件,使客戶在投入大量時間準備資料前就能判斷是否適合。公平的要求,在於產品條件、實際流程與對外承諾保持一致,不等於所有產品都必須對所有人開放。
▍把普惠從口號改成可驗證的授信能力
普惠金融不應被理解成金融機構必須對所有人提供相同貸款條件,它真正有價值的方向,是讓具有真實經濟活動與償債能力的人不因資料格式與傳統受僱模型不同,就連進入合理評估的機會都沒有。銀行仍須保護存款人、資本與金融穩定,因此更精細的多元審查不會消滅風險門檻,反而要求銀行投入更多資料驗證與模型治理能力。這也是為什麼真正的普惠常比單一文件審查更困難,因為它需要在不降低信用標準的前提下提高辨識能力。
銀行可以設定可衡量的制度觀察值,例如替代收入案件的完整受理率、補件完成率、人工覆核比例、不同收入型態的逾期與損失表現、申訴原因與審查時間,再用實際結果檢查制度是否公平且有效。這些指標的用途,是確認「多元證明」是否真的在流程中被看見,以及風險表現是否支持持續調整,不能拿來強迫提高核貸率。當資料顯示某種收入證明長期具有穩定辨識力,制度就應有能力學習,而不是因過去習慣一直拒絕承認。
莊博士認為,金融機構真正值得投入資源的,是把不同收入型態轉成可比較風險資料的專業能力,而不只是做出一張看起來更漂亮的普惠金融宣言。數位經濟之下,受僱、接案、創業、平台工作與資產收入可能同時存在於一個人的財務生活,銀行若仍只用單一身分模型理解所有客戶,可能同時面臨商業機會流失與風險誤判。真正的治理升級,是讓制度面對新的收入結構時,仍然知道什麼資料值得信任、什麼風險不能放行,以及什麼決定需要被重新檢查。
▍結語
扣繳憑單本身沒有錯,它是一項標準化且有用的收入證明,真正需要被修正的是把它從「證據之一」升格成「償債能力的替身」,再用文件形式替代對借款人實際經濟狀況的判斷。現行金融法制與監理資料已把實際所得、還款能力、資金用途、徵信、授信五項審核原則與公平待客放進制度核心,但這些規範同樣沒有賦予申請人只要提出某種替代資料就一定取得房貸的權利。制度的責任,是讓拒絕與核准都能回到風險;申請人的責任,是讓自己的收入與還款能力可以被真實驗證,行政監理的責任則是確保市場規則、消費者保護與銀行治理沒有因便利而失去基本合理性。
莊博士認為,金融排斥最值得警惕的形式,不一定是明文寫著「某種職業不得申貸」,也可能是制度只懂得閱讀一種人生,其他具有真實收入與信用的人因此在資料入口就被排除。解決方法不需要把每一次拒貸上升為違憲,也不需要以科技模型取代所有人類判斷,而是建立多元證據、可比較風險、人工覆核、個資節制與持續回測的授信秩序。
當銀行能更準確地辨識誰有能力承擔長期債務,監理機關又能確認制度沒有以單一形式掩蓋真正風險,公平與風控才可能在同一套金融治理中同時成立。
法源查核基準日:2026年11月10日
銀行法、金融消費者保護法及個人資料保護法以全國法規資料庫現行內容為基準,授信與公平待客實務另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及銀行公會公開資料交叉查核。本文未查得現行法規以扣繳憑單作為所有房貸申請人的唯一法定財力證明,個別銀行仍得依風險政策、貸款產品與案件事實決定應備資料與准駁。
• 銀行法第1條、第14條及第45條之1:銀行法以健全銀行業務經營、保障存款人權益與配合金融政策為制度目的,中長期分期償還放款則明定以借款人償債能力作為契約結構基礎,銀行並應建立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本文對照:這些規範支持銀行必須管理授信風險與償債能力,但沒有規定所有房貸只能以扣繳憑單作為財力證明。
• 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會員授信準則第14條、第18條至第20條:消費者貸款還款財源包括薪資、利息、租賃、投資或其他所得扣除生活支出後所餘資金,授信案件應辦理徵信,並依借款戶、資金用途、償還來源、債權保障與授信展望等面向審核。本文對照:此自律規範進一步說明授信本質在多面向風險評估,不支持把所得文件形式與實質還款能力直接畫上等號。
•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不動產授信監理函釋及消費金融相關行政資料:主管機關持續要求金融機構落實確認客戶身分、徵授信審核、資金用途、還款來源與債權確保,過去亦曾對特定消費金融業務重申不應只憑單一聯徵資訊完成准駁。本文對照:不同函釋的適用業務與時點必須分開,本文只取其完整徵授信與風險辨識的監理方向,不把信用卡或現金卡規定直接冒充房貸法定要件。
• 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及金融服務業公平待客原則:金融服務業與金融消費者訂約應本公平合理、平等互惠與誠信原則,公平待客並被納入金融服務業公司治理、政策、策略及執行架構。本文對照:這些規範支持銀行檢查流程是否公平一致與可改善,但不構成每一申請人取得相同授信條件或必然核貸的法律保證。
•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第19條、第20條:當事人對個人資料依法具有查詢、補充或更正等權利,非公務機關蒐集與處理個人資料須有特定目的及法定基礎,利用原則上應在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本文對照:銀行若擴充替代信用資料與自動化模型,仍須處理資料目的、必要性與利用邊界,不能因追求更精細授信而當然取得無限制蒐集與利用個人資料的權限。
• 莊鈞翔(2026)《內在法遵 Internal Compliance》,副書名「為你的內心,打造一座不可侵犯的至聖所」,本篇以其已登錄完成版之作品定位作為判斷不能只服從單一外觀訊號的方法參照。治理對照:本文沒有宣稱原著已討論房貸授信,而是把「辨識真正應負責的判準」延伸到金融決策,使銀行不以文件外觀取代風險實質,也使申請人不以身分敘事取代可驗證證據。
• 莊鈞翔(2023)〈企業策略導入公司治理法遵精神:以外部法律顧問團隊協助為例〉,本篇以其正式研究名稱作為金融機構制度設計與法遵治理的方法參照。治理對照:多元財力證明、模型治理、個資邊界與申訴覆核都不是單點客服問題,而是需要由治理、法遵、風控與業務共同承擔的組織制度。
註 3:本文以莊鈞翔博士之研究、思想與治理判讀為架構,AI 僅輔助資料整理、草稿生成及編修;發表版本以作者本人審定為準。AI 不取代作者的學術責任、專業判斷與最終決策。
註 4:本文為企業治理、制度設計與法律風險之一般分析,不構成執業律師對具體案件之正式法律意見、訴訟代理或結果保證。個案仍須依適用時間、完整事證、法律與程序狀態,由具資格之律師審閱。


